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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強調「共同遭遇」中的普遍議題，也可能對身處多重歧視的女人之處境視而不見，比如基於種族、階級、年齡、婚姻狀況、性傾向等理由所遭受的社會排斥。這些批判——包括反對個人主義且自由主義式的人權觀、重視社會弱勢的交織性等——其實都要到2000年之後才開始獲得國際（法）研究學界的重視。
然而，過於強調女人的弱勢，又可能預先將「所有」女人安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上，並忽略了不同女人之間亦存有的權力關係，因此加強了整體社會中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也粉飾了女人「賦權」（empowerment）與父權思維、自由市場之間潛在的共謀關係。
那「能力取徑」如何回應不同女人生命經驗之間的差異呢？事實上，Nussbaum曾提醒我們一個重大的危險，那就是不該混淆了「女人之間的差異」與「在特定社會中女人的處遇」這兩件事。所有人都有差異（不只女人）——個人所處脈絡皆不同，因此實際「功能」當然也不同——但不代表為實現功能所需的「基本能力」也會不同。
此外，驟然將全球與在地切割的論述，也是無視兩個層次之間不斷互動、相互影響的現實，而任何坐落在這個龐大網絡中的人，都在這個動態的駁雜間「生活」並產生（或被抵消）自我實現與公共參與的能力。
以「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m）的名義，Nussbaum發現，有些學者的論點根本是在擁護反動、壓迫且性別歧視的立場，且無視女人（即便在在地脈絡中）可能無從且從未擁有的選擇自由。
在這方面，Charlesworth反倒認為，或許我們可以像Nussbaum一樣不斷回顧、反省、修正主要人類能力的列表與闡釋，不過我們也得承認Nussbaum有其盲點，比如其所稱之自由、理性、良知，該如何真正避免西方哲學傳統的詮釋方式，如何能提煉出不同「知識系統」中的共性——或提煉共性之必要性？
／／／ 「遊世」般的女性主義實踐：以縱橫取代普遍 ／／／
在這方面，Charlesworth特別強調Nussbaum能力理論中所允許的「可修正性」，來儘量使普遍主義（universalism）能與女性主義式國際主義脫勾，或至少與文化多元主義對話並達致平衡。因此他主張，阿根廷女性主義哲學家Maria Lugones所提出「遊世」（world-traveling）般的女性主義實踐，或許可以是個補充技巧。
所謂「遊世」、跨文化的對話，不是真的要環遊世界，而是在詮釋女性經驗上的三個步驟：首先，應先認清並表明自身所處的歷史與語境；接著，試圖瞭解其他女人可能如何看待己身；最後，接受並承認其他女人所處情境之複雜性，並試著從他們的視角理解他們。也就是說，我們毋須否認自身的假設與視角的侷限性（rooting），但仍保持開放的態度進行對話，在對話者之間遊移（shifting）。
這也類似於Charlesworth與另一名女性主義法學教授Christine Chinkin共同提倡之「重構疆界」的「縱橫主義」（transversalism）——這個哲學立場源於法國思想家Félix Guattari對抗普遍化、籠統化（totalisation）政治的行動策略——以取代普遍主義。前者允許（且甚至要求）多重、反覆的思想起落點，而後者則容易陷入「推己及人」的思想陷阱。
「遊世」策略的價值在於強調「女人」生命故事的多元性以及他們各式各樣的文化、國族、宗教、經濟、社會性之考量，因此相關分析應承認其中的張力，並儘量遊走在不同層次的利害關係之間。畢竟，誠如後結構女性主義哲學家Elizabeth Grosz所言，女性主義者通常面臨的都不是純粹或混雜的選項，畢竟「所有選項都或多或少受制於父權結構的限制」，因此需要回答「誰的關懷被因此屏蔽了？」
在這方面，跨國女性主義教授Chandra Mohanty曾借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這個概念來書寫第三世界女性的處境。其中，「想像的」的描述語是用來對立於「現存的、既有的」疆界——諸如國家、族裔、膚色、性傾向等等——以指稱跨越那些疆界的潛能；而「共同體」則是指建立「水平夥伴關係」的可能性，以打破既存的階層結構。
因此，就上述女性主義各家流派而言，基於女性主義利益所建立之「想像的共同體」——打破國界想像的國際主義——是一種策略性的政治同盟。事實上，Nussbaum也曾表明，他試著尋求「對殊異的理解及對共性的肯認之間的微妙平衡」，而女性主義若最後只剩下本土、在地的考量，也將失其政治上的目標與行動上的可能。
不過，Charlesworth還是指出能力理論有其他不夠細緻且有待商榷的地方——比如不同的基本能力之間，為何政治自由相關的要素仍被賦予了更高的比重；屬於族群的集體權利（如原住民女性）付之闕如；不同能力間似乎被暗示了具有階層關係及優先順序；以不歧視（non-discrimination）為主的「程序正義」忽略了「結果不平等」如何糾正；沒注意到非公民之移民、移工女性的情況。
／／／ 結語 ／／／
當今的國際法系統和國際政治體系確實不曾好好回應過全球女性的處境，它們也只承認了在非常有限的情況中的性別不平等，並且也仍然允許（象徵父權載體的）「國家」用傳統、文化來正當化對女性的處遇。因此Charlesworth推薦了Nussbaum版本的「女性主義式國際主義」。
這個版本提醒我們：限制女人追求平等的障礙，不只是資源分配不均的結果，也是文化中侵蝕女人各種能力的產物，因此這個版本主要要求國際法將人類需求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不過Charlesworth還補充了Nussbaum未考慮到的一件事，那就是「國家」及其主權是被高度性／別化的（gendered），只有承認這件事，才可能進一步突破自由女性主義對國家提供賦權的依賴。
事實上，Charlesworth的修正詮釋雖引進了Mohanty的跨國女性主義（transnational feminism）的論點，卻似乎避開了他直指資本主義才是連結帝國與父權的批判。關於這方面，前陣子正好讀到解殖知識學理論家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在Critical Legal Thinking上發表的《新論綱十一》（The New Thesis Eleven）。
在同意但修正馬克思的前提下，Santos大膽推論：若是不打破思想上「社會」與「自然」的分界，將永遠無法實現人的解放。大致在說笛卡爾奠定人性與自然的二元論以降的西方哲學系統，是如何正當化剝削及宰制這件事，而為何資本／殖民／父權其實是三位一體，共享了這個邏輯。
將人抽離出自然世界，並賦予「人（性）」的優越地位，以合理地視「（非人的）自然」為供孕育、維持人類社會的資源。順著這個邏輯，再定義「人」的條件，以及屬人社會的特徵（依西方現代主義為圭臬），因此區隔出「非人」的他者，成為從屬於人類世界外（可處分）的資源。
儘管Santos總是語出驚人，但他仍會語帶保留。比如該文中，他自己也坦承，他還沒完全釐清其中幽微連結，以及確切可得的替代方案。不過這倒是呼應了Donna Haraway及其他女性主義者的觀點，因此若要終止父權壓迫，似乎不太可能不去正視資本與「人／非人」之間的耦合了，但這又是後話了。
然而，過於強調女人的弱勢，又可能預先將「所有」女人安放在受害者的位置上，並忽略了不同女人之間亦存有的權力關係，因此加強了整體社會中對「女性」的刻板印象，也粉飾了女人「賦權」（empowerment）與父權思維、自由市場之間潛在的共謀關係。
那「能力取徑」如何回應不同女人生命經驗之間的差異呢？事實上，Nussbaum曾提醒我們一個重大的危險，那就是不該混淆了「女人之間的差異」與「在特定社會中女人的處遇」這兩件事。所有人都有差異（不只女人）——個人所處脈絡皆不同，因此實際「功能」當然也不同——但不代表為實現功能所需的「基本能力」也會不同。
此外，驟然將全球與在地切割的論述，也是無視兩個層次之間不斷互動、相互影響的現實，而任何坐落在這個龐大網絡中的人，都在這個動態的駁雜間「生活」並產生（或被抵消）自我實現與公共參與的能力。
以「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m）的名義，Nussbaum發現，有些學者的論點根本是在擁護反動、壓迫且性別歧視的立場，且無視女人（即便在在地脈絡中）可能無從且從未擁有的選擇自由。
在這方面，Charlesworth反倒認為，或許我們可以像Nussbaum一樣不斷回顧、反省、修正主要人類能力的列表與闡釋，不過我們也得承認Nussbaum有其盲點，比如其所稱之自由、理性、良知，該如何真正避免西方哲學傳統的詮釋方式，如何能提煉出不同「知識系統」中的共性——或提煉共性之必要性？
／／／ 「遊世」般的女性主義實踐：以縱橫取代普遍 ／／／
在這方面，Charlesworth特別強調Nussbaum能力理論中所允許的「可修正性」，來儘量使普遍主義（universalism）能與女性主義式國際主義脫勾，或至少與文化多元主義對話並達致平衡。因此他主張，阿根廷女性主義哲學家Maria Lugones所提出「遊世」（world-traveling）般的女性主義實踐，或許可以是個補充技巧。
所謂「遊世」、跨文化的對話，不是真的要環遊世界，而是在詮釋女性經驗上的三個步驟：首先，應先認清並表明自身所處的歷史與語境；接著，試圖瞭解其他女人可能如何看待己身；最後，接受並承認其他女人所處情境之複雜性，並試著從他們的視角理解他們。也就是說，我們毋須否認自身的假設與視角的侷限性（rooting），但仍保持開放的態度進行對話，在對話者之間遊移（shifting）。
這也類似於Charlesworth與另一名女性主義法學教授Christine Chinkin共同提倡之「重構疆界」的「縱橫主義」（transversalism）——這個哲學立場源於法國思想家Félix Guattari對抗普遍化、籠統化（totalisation）政治的行動策略——以取代普遍主義。前者允許（且甚至要求）多重、反覆的思想起落點，而後者則容易陷入「推己及人」的思想陷阱。
「遊世」策略的價值在於強調「女人」生命故事的多元性以及他們各式各樣的文化、國族、宗教、經濟、社會性之考量，因此相關分析應承認其中的張力，並儘量遊走在不同層次的利害關係之間。畢竟，誠如後結構女性主義哲學家Elizabeth Grosz所言，女性主義者通常面臨的都不是純粹或混雜的選項，畢竟「所有選項都或多或少受制於父權結構的限制」，因此需要回答「誰的關懷被因此屏蔽了？」
在這方面，跨國女性主義教授Chandra Mohanty曾借Benedict Anderson「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這個概念來書寫第三世界女性的處境。其中，「想像的」的描述語是用來對立於「現存的、既有的」疆界——諸如國家、族裔、膚色、性傾向等等——以指稱跨越那些疆界的潛能；而「共同體」則是指建立「水平夥伴關係」的可能性，以打破既存的階層結構。
因此，就上述女性主義各家流派而言，基於女性主義利益所建立之「想像的共同體」——打破國界想像的國際主義——是一種策略性的政治同盟。事實上，Nussbaum也曾表明，他試著尋求「對殊異的理解及對共性的肯認之間的微妙平衡」，而女性主義若最後只剩下本土、在地的考量，也將失其政治上的目標與行動上的可能。
不過，Charlesworth還是指出能力理論有其他不夠細緻且有待商榷的地方——比如不同的基本能力之間，為何政治自由相關的要素仍被賦予了更高的比重；屬於族群的集體權利（如原住民女性）付之闕如；不同能力間似乎被暗示了具有階層關係及優先順序；以不歧視（non-discrimination）為主的「程序正義」忽略了「結果不平等」如何糾正；沒注意到非公民之移民、移工女性的情況。
／／／ 結語 ／／／
當今的國際法系統和國際政治體系確實不曾好好回應過全球女性的處境，它們也只承認了在非常有限的情況中的性別不平等，並且也仍然允許（象徵父權載體的）「國家」用傳統、文化來正當化對女性的處遇。因此Charlesworth推薦了Nussbaum版本的「女性主義式國際主義」。
這個版本提醒我們：限制女人追求平等的障礙，不只是資源分配不均的結果，也是文化中侵蝕女人各種能力的產物，因此這個版本主要要求國際法將人類需求置於國家利益之上。不過Charlesworth還補充了Nussbaum未考慮到的一件事，那就是「國家」及其主權是被高度性／別化的（gendered），只有承認這件事，才可能進一步突破自由女性主義對國家提供賦權的依賴。
事實上，Charlesworth的修正詮釋雖引進了Mohanty的跨國女性主義（transnational feminism）的論點，卻似乎避開了他直指資本主義才是連結帝國與父權的批判。關於這方面，前陣子正好讀到解殖知識學理論家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在Critical Legal Thinking上發表的《新論綱十一》（The New Thesis Eleven）。
在同意但修正馬克思的前提下，Santos大膽推論：若是不打破思想上「社會」與「自然」的分界，將永遠無法實現人的解放。大致在說笛卡爾奠定人性與自然的二元論以降的西方哲學系統，是如何正當化剝削及宰制這件事，而為何資本／殖民／父權其實是三位一體，共享了這個邏輯。
將人抽離出自然世界，並賦予「人（性）」的優越地位，以合理地視「（非人的）自然」為供孕育、維持人類社會的資源。順著這個邏輯，再定義「人」的條件，以及屬人社會的特徵（依西方現代主義為圭臬），因此區隔出「非人」的他者，成為從屬於人類世界外（可處分）的資源。
儘管Santos總是語出驚人，但他仍會語帶保留。比如該文中，他自己也坦承，他還沒完全釐清其中幽微連結，以及確切可得的替代方案。不過這倒是呼應了Donna Haraway及其他女性主義者的觀點，因此若要終止父權壓迫，似乎不太可能不去正視資本與「人／非人」之間的耦合了，但這又是後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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