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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陣子有兩件事讓我感觸良多，它們彼此可能不大相干卻也不完全無關，想大書特書又遲遲不知如何下手。思考許久，甚至讓我想到最近追的影集《良善之地》（The Good Place）裡那個倫理學教授Chidi Anagonye，相信彷彿終有善惡之分，卻在判斷善惡上猶豫不決，因此要嘛折磨自己、要嘛讓身邊人痛苦。
．。．。．酷兒明星是酷兒還是明星？
第一件最事不關己的是關於James Franco遭到「以性解放之名，行性騷擾之實」的許多指控。在此之前，姑且不論他的表演到底好不好，他逢人就談酷兒精神、身體自由，的確很迷人。而他回應這些指控的方式竟然是「不加以反駁，因為我太支持#MeToo的行動」，「這些事值得討論」，公關手段太高明了。
#MeToo終於延燒到自己喜歡的演員時，我才了解，原來那種信任動搖的感覺是如此。可是因為他的回應方式太政治正確，對自己的個人行為反而過於輕描淡寫，讓我不禁質疑這是一種「輕易站上加害者位置」的策略，用一種「我們都『可能』有錯、需要連坐」的淺台詞來抽換「對不起，我錯了」的個人責任。
這個心情又跟看到《不才專家》（Master of None）的Aziz Ansari的新聞不太一樣，我想了很久試圖去區別兩者：Aziz的螢幕形象一直有點紳士、正直（或耿直更適合），但James就是邪氣、放蕩不羈（但有些小貼心）的樣子——分別象徵了新時代中「怎麼可能那麼好」跟「壞壞的剛剛好」的兩種好男人形象。
可是瑞凡（瑞凡不算好男人，只是挪用流行語XD），因為形象的誤導，以至於Aziz被指控時，我的心情轉折是：驚愕、失望、遺憾（以「怎麼會？！」作結）；但面對James時，我卻矛盾了：在嚴肅跟戲謔間徘徊（不意外？誤會嗎？鬧過頭？怎麼可能？是喔！），荒謬地一度和朋友爭辯政治正確的話語缺乏彈性。
然後我才警覺到，順著他營造出來的形象（不論與本人是否吻合），我已經擅自把他放在「酷兒」的位置上，所以我試圖幫他合理化那些「可能發生過」的行為和輕蔑態度，彷彿那些是衝著我而來的指控。然後我進而思考「直同志」（及「順性別男．女性主義者」）這兩個身分所創造的感受給了我情緒上的盲點。
．。．。．同溫層中的情緒與溝通盲點
這些情緒盲點，在第二件事發生時又更加明顯了。聽來有點瞎，容我前情提要一下：待在某個活力十足的團體裡，成員個個都對民主法治人權充滿熱情，也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中發光發熱；平心而論，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也很投入一起合作、腦力激盪、推坑寫稿的時光，這總能或多或少幫我解消離鄉背井的鄉愁。
但最近陸陸續續遇到一些性／別議題，開始讓我有些心神不寧、不知所措。一來，我知道討論過程中，某些言語表達是不必要且不妥當的，甚至可能包含欠缺共感所產生的偏見和無知；二來，我卻也知道那些想法大多是「無心的」（或所謂「無傷大雅的」），而我也抗拒貿然揮舞政治正確的大旗厲聲斥責。
當然我經常會適時介入對話，尤其當我自己也感到不舒服的時候，但就像James Franco的新聞一樣，這多少對我造成了信心危機，可這次是熟悉的戰友們啊！這些「好人」當然不是「不受教」，只是溝通的成果不可能一蹴可幾，而我甚至不確定自己是否在每次發聲或協商中被虛應故事了；這讓我有點進退失據。
被虛應故事的感受很複雜，希望是我太過敏感，不過類似「糟糕！這句話會不會被當作父權幫凶啊？」這樣的文字回應，根本感受不到確切情緒而啟我疑竇。話說，是「被誰當作幫凶」呢？那個「誰」包括發話者本身嗎？若只是擔心別人的眼光或批評，那反倒變成一種草木皆兵的自我審查，也絕非多元性別之間的真友善。
此刻我才赫然發現同溫層裡的臭氧層——既珍貴也脆弱。但較讓我不安的是，過程中我發現：有的人變得小心翼翼，產生自我全面檢視的情況；有的人則似乎真的無法理解我的忿忿不平；有的人自發好奇地追問女性主義的解答（卻發現沒有解答）；有的人於是隱身，不再碰觸和討論性別議題。這能算是「啟蒙」的陣痛期嗎？
．。．。．重點不在於道歉，而是反思
於是我開始反省自己的表達方式是否堵塞了原本暢通的對話（而這絕非我本意），猜不透所有人的想法讓我又生氣又自責。然後隔幾天後我再回頭看之前的對話記錄，回想著：我的本意是什麼？我如何包裝我的話語？意思表達是否夠清楚？給的台階有沒有被接到？後來我發現了溝通上的漏洞，也就是討論的目的不明確。
他們似乎會以為是某句話、某個舉動、某個念頭助長了性別不正義，像在法院裡似的case-by-case處理「個案」（唔，的確是法律人），但其實我追究的是：是什麼讓你一開始會想到、說出、做出那件事？我想剝繭抽絲的是發生前的原因，而非發生後的結果——提出問題的目的是為了預防下一次，而非救濟這一次。
那些話傷害的並不是我，而是其他我能想像到的朋友（比如未出聲的女性夥伴們），所以我不需要任何道歉，我只想表達出我的無力感。我能做的是，讓他談談他為什麼說出那句話，而我說自己為什麼感到不妥；有時會用他關心的議題中被其他人認為「無傷大雅」的部分來舉例，進而挑戰性別議題中的「無傷大雅」。
這個想法並非其來無自，我在跟中國學生討論一些政治議題時曾經用過，還蠻有意思的，我們都在其中學習到對方「在說話之前是怎麼想的」、「說完後又是什麼感覺」。就算有點緊張也沒有人因此生氣，當然我也需要表明自己的立場和問題背後所預設的答案（這通常能緩和緊張，因為對話者都自我揭露了意識形態）。
所以我決定改變策略，下次有類似狀況時先不要插話，讓大家先「聊聊」，然後在話題快告一段落的時候才拋出問題（溫和、循循善誘地，希望我做得到XD）。重點不在指責，而是「如何讓發話者意識到說出某句話的動機和理由」。這會讓對話進行地漫長且零散，但畢竟是好朋友，所以實在無法像處理筆戰一樣快狠準。
．。．。．酷兒明星是酷兒還是明星？
第一件最事不關己的是關於James Franco遭到「以性解放之名，行性騷擾之實」的許多指控。在此之前，姑且不論他的表演到底好不好，他逢人就談酷兒精神、身體自由，的確很迷人。而他回應這些指控的方式竟然是「不加以反駁，因為我太支持#MeToo的行動」，「這些事值得討論」，公關手段太高明了。
#MeToo終於延燒到自己喜歡的演員時，我才了解，原來那種信任動搖的感覺是如此。可是因為他的回應方式太政治正確，對自己的個人行為反而過於輕描淡寫，讓我不禁質疑這是一種「輕易站上加害者位置」的策略，用一種「我們都『可能』有錯、需要連坐」的淺台詞來抽換「對不起，我錯了」的個人責任。
這個心情又跟看到《不才專家》（Master of None）的Aziz Ansari的新聞不太一樣，我想了很久試圖去區別兩者：Aziz的螢幕形象一直有點紳士、正直（或耿直更適合），但James就是邪氣、放蕩不羈（但有些小貼心）的樣子——分別象徵了新時代中「怎麼可能那麼好」跟「壞壞的剛剛好」的兩種好男人形象。
可是瑞凡（瑞凡不算好男人，只是挪用流行語XD），因為形象的誤導，以至於Aziz被指控時，我的心情轉折是：驚愕、失望、遺憾（以「怎麼會？！」作結）；但面對James時，我卻矛盾了：在嚴肅跟戲謔間徘徊（不意外？誤會嗎？鬧過頭？怎麼可能？是喔！），荒謬地一度和朋友爭辯政治正確的話語缺乏彈性。
然後我才警覺到，順著他營造出來的形象（不論與本人是否吻合），我已經擅自把他放在「酷兒」的位置上，所以我試圖幫他合理化那些「可能發生過」的行為和輕蔑態度，彷彿那些是衝著我而來的指控。然後我進而思考「直同志」（及「順性別男．女性主義者」）這兩個身分所創造的感受給了我情緒上的盲點。
．。．。．同溫層中的情緒與溝通盲點
這些情緒盲點，在第二件事發生時又更加明顯了。聽來有點瞎，容我前情提要一下：待在某個活力十足的團體裡，成員個個都對民主法治人權充滿熱情，也在各自的專業領域中發光發熱；平心而論，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也很投入一起合作、腦力激盪、推坑寫稿的時光，這總能或多或少幫我解消離鄉背井的鄉愁。
但最近陸陸續續遇到一些性／別議題，開始讓我有些心神不寧、不知所措。一來，我知道討論過程中，某些言語表達是不必要且不妥當的，甚至可能包含欠缺共感所產生的偏見和無知；二來，我卻也知道那些想法大多是「無心的」（或所謂「無傷大雅的」），而我也抗拒貿然揮舞政治正確的大旗厲聲斥責。
當然我經常會適時介入對話，尤其當我自己也感到不舒服的時候，但就像James Franco的新聞一樣，這多少對我造成了信心危機，可這次是熟悉的戰友們啊！這些「好人」當然不是「不受教」，只是溝通的成果不可能一蹴可幾，而我甚至不確定自己是否在每次發聲或協商中被虛應故事了；這讓我有點進退失據。
被虛應故事的感受很複雜，希望是我太過敏感，不過類似「糟糕！這句話會不會被當作父權幫凶啊？」這樣的文字回應，根本感受不到確切情緒而啟我疑竇。話說，是「被誰當作幫凶」呢？那個「誰」包括發話者本身嗎？若只是擔心別人的眼光或批評，那反倒變成一種草木皆兵的自我審查，也絕非多元性別之間的真友善。
此刻我才赫然發現同溫層裡的臭氧層——既珍貴也脆弱。但較讓我不安的是，過程中我發現：有的人變得小心翼翼，產生自我全面檢視的情況；有的人則似乎真的無法理解我的忿忿不平；有的人自發好奇地追問女性主義的解答（卻發現沒有解答）；有的人於是隱身，不再碰觸和討論性別議題。這能算是「啟蒙」的陣痛期嗎？
．。．。．重點不在於道歉，而是反思
於是我開始反省自己的表達方式是否堵塞了原本暢通的對話（而這絕非我本意），猜不透所有人的想法讓我又生氣又自責。然後隔幾天後我再回頭看之前的對話記錄，回想著：我的本意是什麼？我如何包裝我的話語？意思表達是否夠清楚？給的台階有沒有被接到？後來我發現了溝通上的漏洞，也就是討論的目的不明確。
他們似乎會以為是某句話、某個舉動、某個念頭助長了性別不正義，像在法院裡似的case-by-case處理「個案」（唔，的確是法律人），但其實我追究的是：是什麼讓你一開始會想到、說出、做出那件事？我想剝繭抽絲的是發生前的原因，而非發生後的結果——提出問題的目的是為了預防下一次，而非救濟這一次。
那些話傷害的並不是我，而是其他我能想像到的朋友（比如未出聲的女性夥伴們），所以我不需要任何道歉，我只想表達出我的無力感。我能做的是，讓他談談他為什麼說出那句話，而我說自己為什麼感到不妥；有時會用他關心的議題中被其他人認為「無傷大雅」的部分來舉例，進而挑戰性別議題中的「無傷大雅」。
這個想法並非其來無自，我在跟中國學生討論一些政治議題時曾經用過，還蠻有意思的，我們都在其中學習到對方「在說話之前是怎麼想的」、「說完後又是什麼感覺」。就算有點緊張也沒有人因此生氣，當然我也需要表明自己的立場和問題背後所預設的答案（這通常能緩和緊張，因為對話者都自我揭露了意識形態）。
所以我決定改變策略，下次有類似狀況時先不要插話，讓大家先「聊聊」，然後在話題快告一段落的時候才拋出問題（溫和、循循善誘地，希望我做得到XD）。重點不在指責，而是「如何讓發話者意識到說出某句話的動機和理由」。這會讓對話進行地漫長且零散，但畢竟是好朋友，所以實在無法像處理筆戰一樣快狠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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