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自己的另一封信】 @ les voix: For/Getting｜Re/Membering

2010年還在東吳唸碩士的時候，寫給了自己一封信——當時也經歷了許多奇怪的事，走了一些冤枉路，但最後還是化險為夷、倒吃甘蔗。沒想到八年後在Sussex做博士研究，際遇更曲折。

今天剛把教育部年度考評報告寄出去，真的忍不住想說，新的指導教授們真的太靠譜了，毫不拖泥帶水，文字中吐露出對我滿滿的信心跟鼓勵，讓我感動好久😍——這樣說一點也不誇張。

出來唸書後，每年年中、年終都有一個固定儀式要完成：向教育部報告研究進度。

頭兩年我真的很不喜歡這件事，因為跟當時指導教授A處得很僵，而且越到後期越尷尬，所以每次要跟他要「指導教授考評表」，我都戰戰兢兢的，也都預知他會把我寫的很差。

事後拿到，也真的很多差評——那陣子真的很感恩教育組的人，常常在收到報告後，還特地寫信或打電話安慰我。😳

第三年一開始發生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第二指導教授L默默退出了，然後加進新的指導教授M。他超級熱情，也願意幫我趕寫報告（因為A一直裝死）。

M寫出截然不同的考評，對我多有讚賞，也對A頗有微詞。雖然很鼓勵我往自己喜歡的方向前進，偶爾還是略有保留（但當時已經是我最大的浮木了）。

第三年結束時再也受不了，自己私下打聽換指導教授的可能性——第一年想換沒換成，副作用太強，讓我如履薄冰。因緣際會，認識了現在的指導教授S跟C。

當時整個法律系簡直視我為燙手山芋，所以我只能往別的系找，沒想到S和C一口答應了，只能用喜出望外來形容當時的心情。一度以為要解脫了，但後來A和法律系不放人，所以又糾纏了一陣子。

總之最後終於弄走A了（後來他在路上也假裝沒看到我），然後指導教授團隊也從過渡期的M+S+C，到後來的S+C，整個人生煥然一新。不誇張，就是從黑白轉彩色，連拉了三年的肚子都不藥而癒了。

這一路他們超級鼓勵我，給我很多精神上的支持跟實際上的幫助，也不厭其煩幫我寫很多文件，申請各種小型獎學金、留意工作機會、鼓勵我教書和參加研討會，這都是以前A「禁止」我幹的事。

不過，他們倆都是很害羞的人，平常開會的時候，我們都很含蓄，常常出現空白，但我們反而會在書信來往中透露自己對彼此的欣賞。

最後這段時光真的很感謝他們，這是C第一次幫我寫考評表，可能也是最後一次了。

為什麼那麼感動？因為我從中讀出滿滿的愛和期許，這是三年前去看心理諮商、兩年前成天失眠想哭、一年前認真想要放棄，那幾個階段的我，完全不敢想像的。

我猜，他們應該很羨慕現在的我——我也很感激他們，從未停止being anno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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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上之前剛和M+S+C組合合作時，時時被amazed到的開會實錄：

今天跟指導教授開會的時候提到 #BoaventuraDeSousaSantos（也順便微聊了一下以後可能可以找來口試的potential examiners）。Anyway我其實是在抱怨為什麼這些人一直寫、一直出，讓粉絲追得很累（當然是以開玩笑的口氣）,然後一開信箱，就看到他又出新書了（炸！）

話說，你們會不會很想知道我這兩天為什麼那麼多廢話？（還是其實還好？）因為最近在寫一篇類似人生小故事集錦的文章——什麼life narrative-informed theory的練習之類的——然後被讀者抱怨我的敘事能力沒有議論能力好。

談理論頭頭是道，但故事沒有那麼好聽——白話就是：感覺有點硬寫。嘖！

總之，他們被我一直發嘍新書這件事驚豔到，覺得我很用功。哈！

白天開了一場comfort meeting，超級溫暖的SS（指導教授一）給了我很多心理建設跟鼓勵，有正增強的支持真的很重要，一下子讓我連續好幾天想吐的情緒平緩很多——聽說這叫作panic attack。

傍晚收到另一個MM（指導教授二）的信，竟然說出：「感謝你是個這麼棒的學生」這種話，要我不用焦慮，一切會更好的。（可是看他們的written feedback還是很想吐😞 ）

我猜他們一定有監看我的手機，偷看我的Notes，暗通款曲、互相交流，不然怎麼會突然都發現我最近狀況超糟——但又不是那種不知道要寫什麼或怎麼寫論文的糟，是那種看著工作腦袋一片空白的糟——好想知道那默契打哪來的。

不過，一下子收到他們的安慰，還是感動得嫑嫑的。（我的敘事真的好無聊喔～媽呀！）

#這種跟附加書訊完全無關的牢騷文到底要不要開地球呢？
#為什麼要大量中英文夾雜莫非比較酷炫（超老派形容詞）

話說，法白默默地又要出新書了 #召喚法力 ——繼 #江湖在走和 #斷交史後 ——法白中的我，比論文中的我還高產😓 #不要跟指導教授說

SS和CW終於受不了，要我回頭追Goffman跟Plummer的東西——嘿嘿！幸好我早就讀過了一些，再補上應該不難。

#KenPlummer 真的是個很有趣的人。四年前聽他演講的時候，其實很多都不求甚解，只是純追星心態，聽到笑話就跟著笑；後來好像越來越能從他的玩笑話裡面聽出「我沒有在開玩笑喔～」的意思（但他還是會自己接一個「哈哈哈！」）。

以下Plummer這番自白，讓我不由得很喜歡symbolic interactionists（我好nerdy啊！）：

“One of the problems I have – and maybe I shouldn’t be saying this – I have enormous trouble with data and I think everybody does because I don’t really necessarily believe everything someone is telling me – I know as an interactionist I know they will say different things at different times and I know the complexity of a life is that whatever you say at one moment can only scraping the surface of that moment and there’s lots and lots of other things going on which you’re not touching into and so I became more and more interested in the complexity of doing research.”

“If PhD students are told ‘you’ve got to follow this protocol’ it’s a disservice to intellectual life – a really serious problem and unfortunately I feel it has gone that way… so I’ve gone from fumbling around – in one of my earliest papers I invented a methodology, I used to joke about it, I called it AHFA – Ad hoc fumbling around! And that was my methodology.”

當初受MM的邀請，參加了CCRTH舉行的「兒童健康權研討會」（2017/12/11）。會後他對我的報告讚譽有加，覺得很有意思，鼓勵我寫成文章。

後來實在沒空發展成英文研究論文，所以就改寫成中文的，投稿去 #性別平等教育季刊，寫完還得到超超的反饋和建議，也順利被接受和刊登了，真開心。可惜季刊不讓發謝辭，只好寫在這兒了：

本文發展自生殖、科技與健康文化中心（Centre for Cultures of Reproduction, Technologies and Health）於2017年12月11日舉行之「兒童健康權研討會」的講稿，感謝主辦人Maria Moscati與Maya Unnithan兩位教授的意見與啟發，以及其他參與者的現場評論。此外，特別感謝美國羅格斯紐澤西州立大學社會系博士生高穎超的協助與建議，獲益良多。當然文責仍由作者承擔。